在过去的50年中，静脉曲张的治疗中保留还是废除隐静脉一直是个最大的问题。

在20世纪80年代争论的天平是倾向于废除隐静脉。主要因为：第一、Lofgren教授团队在梅奥诊所进行的研究比较了单纯高位结扎和曲张静脉抽剥术，后者的复发率更低。第二、很多人认为慢性静脉病治疗的基础是静脉抽剥。只有当患者有其他严重的疾病不能耐受抽剥术时才考虑保留隐静脉的治疗。第三、Hobbs的研究表明经过6年的随访，认为传统静脉抽剥术比硬化剂治疗效果更好。

而反对废除隐静脉的依据是这种破坏性手术可能造成隐神经损伤，还有可能损失了一种很好的血管移植材料。而且Munn做了一个有趣的随机双盲对照试验，结果静脉抽剥术以后感觉异常和疼痛的发生率要高于隐静脉高位结扎和分支静脉抽剥术。

但是在80年代末，随着超声技术的发展，天平的两端开始出现变化。特别是多普勒超声血流动力学和静脉解剖学的发展加深了我们对静脉病理生理学的理解，使我们重新思考一个更为合理的治疗策略。过去20年不断有静脉病学的文献提供有力的证据支持保留隐静脉的治疗方法。

1988年Franceschi教授提出了CHIVA策略，将保留隐静脉治疗静脉曲张的基础理论结构化，系统化。成为治疗静脉曲张的一种颠覆性的变革。

随后的几年中，进一步的科学证据指明了静脉返流的多点起源理论，与传统的隐股交界处瓣膜功能不全的下行理论形成对比。

Van Bemmelen，Somjen和Cappelli都证明了静脉曲张患者中50%的人隐股交界处瓣膜的功能是良好的。Caggiati、Chastanet和Bernardini发现年轻人中分支静脉起源的静脉曲张较多，而年长患者中，股隐交界处出现问题的比例更高。因此需要一种更加个性化的治疗方法。

有一种理论认为静脉曲张的慢性病理变化进展是不可逆转的，这是支持静脉消融术的理论依据。但在1990年Creton证明了静脉壁的弹性特点，说明静脉扩张是可以逆转的。1996年-2000年Recek发表研究证明切除或者硬化剂治疗分支静脉后大隐静脉的口径缩小，返流穿静脉的口径也有所缩小。1999年Creton报道结扎曲张的分支静脉缩小了大隐静脉的口径。2011年和2013年Mendoza获得的CHIVA术后客观的体积容积数据也证明了隐静脉和股总静脉口径缩小。

另一种支持静脉消融术的观点是曲张静脉的组织学破坏是不可能恢复的。但最近的研究发现返流的消除不仅能够缩小静脉的口径而且改善了静脉内皮细胞的炎症情况。所以这些反对保留静脉的理论并不可靠。

2003年，Zamboni进行的随机对照实验比较了CHIVA手术和压力疗法，证明了在大多数静脉性溃疡的患者中CHIVA手术的有效性。2008年Carandina发表了第一个长期随机对照实验结果，指出静脉抽剥手术十年后复发的风险比约为隐静脉保留手术的两倍。

2013-2015年的一项循证医学研究证明了CHIVA手术的复发率要低于静脉抽剥术。

保留静脉手术的观念日益更新，但同时由于引入了血管腔内技术，静脉消融术也变得更加微创。传统的静脉抽剥术很少能够做到日间手术，但激光和射频等静脉消融术已经可以成为日间手术。但在这种废除静脉的手术中，缺乏严格把握的手术指征和仔细的超声筛查,可能造成手术范围的扩大和误伤。

CHIVA手术作为保留隐静脉策略中具有代表性的术式，它的合理性在于考虑了静脉反流造成的压力过载，在于它应用物理学原理来达到恢复静脉压力梯度的目的。通过术前精确的超声描记，术中消除返流点，保留回流点，从而达到局麻、微创、保留静脉和门诊实施的目的。

二十世纪，医学技术的发展日新月异，全身麻醉使得大手术成为可能。影像学和实验室检验分析能够尽可能的减少手术的破坏性。即便是在肿瘤手术中，尽量保存没有受累的组织也是一种趋势。令人惊奇的是在静脉病学领域里，即使当研究已经证明保留血管，静脉曲张的复发率更低时，保留器官的这种理念却还没有被广泛接受。（现在，当研究已经证明保留血管，静脉曲张的复发率更低时，保留器官的这种理念也在静脉病学领域里逐渐为大众所接受）。

以往保留隐静脉的原因是作为血管旁路移植的材料。但现在更多的是因为第一、这种手术能够改道血流，减轻静脉压力，与静脉消融术有本质的区别。第二、保留隐静脉主干为可能出现的深静脉栓塞提供了潜在的引流通路。 第三、保留隐静脉作为组织引流的通道，是减少复发的基础。